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日前透露，国家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增长15%，这样，就可以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。同时，人社部将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设立了“恶意欠薪罪”，用“犯罪”规范了拖欠工资行为处罚力度。
“工资倍增”的馅饼已经画了N年了，遗憾的是，这个计划早就从“倍增”异化为“被增”。比如2008年，广东就着手实施“工资倍增”计划，提出力争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%以上，2012年的工资水平要比2000年翻两番。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个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已然走上了被搁浅的命运。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地方的现实——如果“倍增计划”没有金刚护身，那么金融危机、劳动力成本、CPI等，都可能成为增长之路上的“天灾人祸”。
这些年，劳动者薪酬远低于GDP增速、收入分配不合理，此类问题已越来越突出。中国的GDP年增速在8%以上，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，已经属于偏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。国家在整体经济实力上，具备了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的条件。但收入分配改革呼之不出，初次分配在财富调整与公平矫正方面的力道越来越弱，尽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13个省份进行了最低工资标准适度调整，平均上调的幅度也达到了22.8%，但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路遥且艰。
“工资倍增”的意思，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增，但问题是，既然是全民的福利，自然是大部分人要增加，那么所谓的倍增就绕不开这几个问题：一是民营企业怎么增？尽管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看起来很美，但工人的谈判和议价能力不言而喻；二是垄断企业是不是也得增？它们吃着天价饭、喝着天价酒，还有闲钱建假休闲度假村，如此不差钱，薪资的起点本身就很高，收入“倍增”的结果会不会差距也跟着“倍增”？三是物价如此不淡定，今年CPI涨势依然逼人，过剩的流动性与强烈的通胀预期，都可能化为铿锵的房价等，成为倍增计划的“蚕食者”，怕就怕收入才看着涨了一点儿，就被体制化的支出给靡费干净。
实践证明，有权的、有钱的，“工资倍增”起来都顺风顺水，真正需要“倍增”的底层群众，不是涨得磕磕绊绊，就是被各色成本“打了秋风”。但愿工资倍增不要成为新版“狼来了”。
